白光

哪里知道究竟何如不死的好。

金景芳先生认为，易、道、神属于一个事物的三面观[40]，这一个事物就是气。以爱释仁，以情感作为仁体出发点，孔子这一思想被历代大儒所绍承，并且成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之一。

在张载的许多文章中，经常用规律、属性与作用代替本体，甚至以作用指代本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从理论渊源、问题意识和叙事模式分析，张载对虚者仁之原的论证基本上绍续《易传》。相映成趣的是，通行本《老子》只出现一次阴阳，而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

我们以《雍也》与《颜渊》两篇为例进行分析。[29]缘此，从安仁乐仁爱人等观念分析，孔子仁论不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概念，也不仅仅是道德论层面的概念，实际上应该将其视为审美境界的概念。因为一般而言，一个学者早期提出的理论总会粗略简单一点，随着思考和学习的深入与广博，晚期的理论必然会精密复杂一些。

……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子思的生平事迹，史籍间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且真伪难辨。例如卫君顾虑李音是农夫出身，子思则回应：臣称李音，称其贤才也，并主张以实取士，反对以名取士（《孔丛子·抗志》）。因此，《中庸》两部分还是应该遵循文本原貌来划分，应当像徐复观那样以第二十章（章序以朱熹《集注》为准）道前定则不穷及其以前为上半部，以在下位不获乎上及以后为下半部，而不能像冯友兰等人那样将首章强行划归下半部。

【13】那么，聪明圣智从何谈起，其与尊贤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五行》经文提出了形于内的徳之行五与不形于内的四行的区分，将前者定性为德或天道，后者划归为善或人道。公仪子之智若鱼鸟，可也。

三桓通过改变军制和税制等方式，逐渐掌握了鲁国命脉并聚敛了大量财富，从而在与公室的对抗中取得了绝对优势。（《郭店楚简·五行》）即闻见本身虽不构成圣智，却是聪明圣智的必要条件。11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184-188页。前者是说如果存在贤人及其君子道，那么通过外在闻见的方式仅仅可以了解一个外在的贤人，并不会真正知贤。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孔丛子·公仪》）这里的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正是孔子以来儒家应对鲁国政治问题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孔子早就意识到知人与知贤的重要性，例如樊迟问知，孔子答曰：知人（《论语·颜渊》）。这表明《中庸》上下两部分享有一个共同的底层构思，即由尊贤出发，追溯到修身。

相比于上半部杂记孔子之言的体例，《中庸》下半部为独立构思的篇章。孟子这段话显然是对子思上述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挥，其中的身之和反之就包含了践行和反思之意。

这样理解，那么天之道或性就是讲由内而外准确指向某个目标具有某种先天必然性。5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三、《五行》中的圣智与尊贤简、帛《五行》出土以来，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此中呈现的即《荀子·非十二子》中提到的思孟五行说。【14】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他由此认为徳之行与行一如自诚明和自明诚，是一种双重道德律，即两条不同的成德路向，此点则很难成立。这样一来，孟子就只是保留了自诚明中直通的一面，而剪除了曲通的一面。前者即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因此，在变法期间，当鲁穆公问吾国可兴乎时，子思有这样一段应答：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今徒以高官厚禄钓饵君子，无信用之意。

【11】实际上，通过简、帛《五行》之间的比较，很多学者注意到简本《五行》更加突出圣智，因而圣智问题或许才是理解《五行》经文的关键线索。澄清了以上问题，就可以看到尊贤在两种维度上构成了《五行》理论的拱心石。

另 一方面，从《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的口气来看，子思的代表作就是《五行》，并未提及《中庸》。（《孔丛子·公仪》）此段材料也表明子思的尊贤是要求国君有信用之意，对贤才能够纳用其谋。

参见陈来：《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这个推测还可以得到一些材料的支持，一方面，《史记》说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没有说明何时所作。

因此，孟子才讲：尧舜，性之也。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四、余论至此可见，子思的两篇重要作品《中庸》和《五行》都贯穿着一条尊贤的线索。后者则需要经过一番学思的曲折，返归诚之后再形于外，这里所对应的则是常人。

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我固有之为具体形态的性善论，一方面仅保留了《五行》中形于内的徳之行的层面，另一方面则将仁义礼智圣中的圣去掉，使之独立成为一种理想。达到明的状态，就可以作用于人，使之知我。

因此，对《五行》的领会应当参照陈来先生的下述见解：《五行》篇的思想不仅一般地要求统治者阶级应注重德行的内在化，以强化政治德行，而且通过对‘聪明圣智的强调，表达其要求在政治上‘尊贤的主张。果能此道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问题在于是后人无意间将两部分合起来的，还是子思本人这么做的?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事实上，随着《五行》及《鲁穆公问子思》等文献的现世，一些学者已经发现子思的政治关怀超乎了以往人们的认知。

诚不诚，归根到最后，还得靠自己。这说明《中庸》为子思早年所作并非不可能。《五行》中间部分谈到了徳之行与行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在见贤人，明也之后，两次谈到见而知之，智也。这种简化工作使得孟子思想变得更加鞭辟有力，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同时也丢失了子思思想的丰富性。

总之，人通过成己而成物的修身过程，终将通达一种人我知会的状态，此即合外内之道。子思说：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

后者则指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到了子思的时代，三桓势力虽已衰落，但产生三桓的世卿世禄制以及三桓之弊所造成的鲁国积贫积弱的国势并未缓解。

《中庸》的前半部分（首章除外）是记言体，后半部分为议论体，自宋代王柏开始，就间有学者怀疑《中庸》由两篇文章拼合而成。后者则是就实践层面而言，一般人的成德总需在有始有终的善的践行和反思中，才能升华为一种有始无终之德，而其本质依然是形于内的。